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展厅里，展示着几张小小的收据，仔细看，这几张收据有中南海西花厅收费统计表、党费收据、吃饭收据、订政协报收据，还有购买西花厅院内水果的付账收条。岁月流逝，收据上的字迹已经模糊，可是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、邓颖超严于律己的往事，却愈加清晰。
邓颖超购买西花厅院内水果的付账收条。照片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提供
1955年，我国开始实行工资制。当年，周总理每月的工资是404.8元，邓颖超是342.7元。他们的工资放在一起，由警卫秘书代为管理。和普通老百姓一样，他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每一样东西都从工资里支出，房租、水电费也不例外。
1966年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用餐后付费的收据。照片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提供
在一张1955年11月的西花厅应缴房租水电费表里，周恩来的名字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列在其中。这张统计表透露出一个细节，周恩来的住房与其他工作人员的相比不是最大，而他所缴的电费是最高的，原因是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办公。邓小平曾经说：“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工作的人。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，有时在16小时以上，一生如此。”
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，周恩来、邓颖超日理万机，但他们处理吃饭付款、订报付费的日常小事，一直十分谨慎、认真，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是特别强调、经常叮嘱。
在一张1966年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用餐后付费的收据上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修改过的痕迹。1966年7月28日，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学生们的座谈会。会后，他步入学校食堂，与同学们同桌就餐。周总理的卫士按照惯例，拿着钱找食堂的工作人员交费、开收据。总理用餐过程中，食堂师傅又送来一碗葱花汤，总理见汤已经做好了，便没说什么。不一会儿，总理的卫士又找到炊事员，要把那碗汤钱交给食堂，并且要修改收据。炊事员说：“不必交钱了。”卫士不容分说：“不行！总理回去之后要查问的！”就这样，炊事员收下了5分钱，将收据上的2角5分，改成了3角。
邓颖超也不例外。一张购买西花厅院内水果的付账收条上这样写道，“大姐买院内水菓（果）：烟台梨14斤，1.40元；三花梨3斤，0.30元；核桃18斤，5.40元；柿子14斤，1.12元；玉泉山平菓（苹果）3斤，0.30元；计8.52元。”
在西花厅的前院有一个水榭，虽然说是水榭，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住进西花厅时，水池里并没有水。为了节约用水，周总理不让在里面蓄水，那里始终是一个干枯的土坑。1958年，邓大姐提议，让办公室的同志们利用坑内的土地种上豆角、丝瓜等各种蔬菜，收获了以后，也可以给同志们作生活补给。有时，大家把摘下的菜送到厨房，请大师傅做好了送给总理和大姐吃，总理和大姐总是坚持吃菜一定要给钱。在他们看来，西花厅是属于国家的，所以在西花厅里种出的“收成”也是属于国家的，要吃就得花钱买。通过收据上的记录，可以计算出他们当年是按照市场价购买的那些蔬菜。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活俭朴，除正常开支外，其余的钱都积攒下来，每攒到几千元，就交“特殊”党费。在纪念馆里就珍藏着其中一张党费收据，日期是1969年，数额高达3000元。
像这样的收据，周总理和邓大姐留下的有近万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财产，但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